（《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第26页）这里既涉及明代以前经学的演进过程，也关乎经学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特点。

当然，西方形而上学作为物理学之后，也并不就是一种简单的物理学上的发现或规定，而是一种反思性的规定。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在黑格尔看来，尽管有直接就是无，但仍然要将有作为开端置于无之前，理由是无在有中不可言说，这是西方形而上学由先天基因中带来的特色，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形而上学。这就必须从知与行的关系来理解这种差异。为什么无法言说？是因为缺少一个系词是（存在）。后面讲无思无为感通天下，倒是有点要说一说这个天下之理是如何来的意思，但却归之于至神和几微。《易经·系辞上》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但如果说人凭借思维而与禽兽区别开来这话是对的（这话当然是对的），那么一切人性的东西就是因为并且仅仅是因为其凭借思维而起作用才是人的。理性虽然也体现在万物之中，但并非万物的经验属性（条理肌理纹理腠理），而是思想本身的法则，即逻辑规律。在《周易》看来，只有通晓天地之道，顺化万物之德，外承人物之义，内明良善之理的人，方可称之为君子，而君子的行为除了自修个人品德之外，更需要引导社会大众正确处理天人之道，从而和顺天地之化育。

《周易》的这种伦理与治世的思维体系在今天的社会人际关系中有着较为重要的现实价值，其对基本伦理与职业操守的划分相较传统的儒家伦理体系更为合理，在社会上广泛推广的可行性亦更大。其理论有以下几个关键点：其一是人性的源头来自上天，上天赋予人与万物相同的善。正是这种知天中所包含的治天诉求，使得中华文明并没有走向宗教国度，而是在治世的过程中不断求索，力图更好地把握天道。从历史发展来看，这种治世理念的价值首先避免了将天道上升到类似神明式的存在，从而完全丧失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当今社会，这种治天的思维模式一方面可以引导我们不断探索自然，从而科学理性地去审视客观世界，另一方面则可有效避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之中。正是由于这种善的天赋外来，使得《周易》对自我的自觉表达呈现出一种以学习感悟为主的方式。

通过分析个人自觉与君子行为之间的逻辑演进，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知具有《周易》特色的君子形象及其现代价值和是万物生成发展的根据，也是事物存在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也就是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这一命题的确切涵义。《说文》：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而在农业文明中，凭一个人的力量却难以胜任一年四季的农业生产。

如果太浓，就加水冲淡。其外部，一面临海，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其内部却有广袤的疆土、山河漫布，平原毗邻，气候多样。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婴在回答齐景公和与同异乎的问题时，明确指出和与同异。二是和实生物与和而不同这两个重要命题的提出。

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而同则是以同裨同，即相同的东西再加上相同的东西，无论加多少，最后还是绝对的单一体。

可见，和与同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对范畴，只有在两者对举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和的内涵，这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和谐理念所包含的辩证思维逻辑。和与同两个概念的对举，是由西周末年郑国的史官史伯提出来的。

中国哲学把与天和、与人和看作是最大的快乐，正是因为其所追求的目的，乃是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天人合一和天人之乐。通过音乐，使人反情而和其志，比类而成其行，故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和之也。这样，音乐就成为沟通天人之和的桥梁。一部《周易》所折射的义理主题及其所关注的天人合一、实际上即是对忧患与保合太和意识的深刻反映。春秋末期，处于社会急剧分化、急剧变动中的孔子，继史伯、晏婴等思想家的和同之辨，更明确地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后来所称的和而不同的哲学命题，把殷周以来蕴涵在六经之中丰富的和的思想资源，引进到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从而进一步启发了先秦诸子对和的深入讨论，遂使和或和谐理念成为中华文化的公共话语，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因此，尽管和谐有多层次涵义，如个人身心的和谐，父子、兄弟、夫妇间的家庭和谐，群体间的社会和谐，国家间的世界和谐及天人间的宇宙和谐等等。

和之内涵与定位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中国地理环境本身即体现了一种多样性的统一。

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说文》：继者，续也，从从系。

从上述对和字字源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和是从古代乐器及其演奏的音乐中发源的。用西方一位大哲罗素的话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其需要。

斗来斗去，斗昏了头，结果不是忘记和取消了最后的目的，就是以手段为目的。天灾人祸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民族伤痛，直接刺激了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产生。和之历史动因在中国历史上，《诗》、《书》、《礼》、《易》、《春秋》，再加上已经失传的《乐》，这六部经典最能反映中华民族早期的价值理念。《乐记》在解释《诗·有瞽》中肃雍和鸣，先祖是听这两句诗时，尤其揭示了音乐之和的重要意义：夫肃肃，敬也。

孔、孟、老、庄或儒、释、道，皆有强烈的反对战争的思想，甚至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文字时即已认识到战争和暴力的残虐，《说文》的止戈为武，《左传》的夫武，禁暴戢兵也，即是从和平、寝兵的角度创造武字和解释武字的。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大乐与天地同和、和故百物不失，到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最后得出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的结论。

由此决定了中国早期文化有别于游牧草原文化和海洋商业文化的基本特点。《国语》：‘声相应保曰龢。

《说文》：龢调也，读与和同。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二十字箴言，是对中国文化多元统一思维模式的最精辟概括。

因此，在中国古代，通过农业生产和自然经济，把家庭和宗法血缘关系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借以克服由单独个体所不能应对的困难。这些观念，一方面促进了天人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把天地自然的整体和谐与人间秩序相统一，作为精英文化的最高目标追求。意谓如果一道羹汤味道太淡，就增加调料。和的文化价值及其实践意义从六经中的和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全方位辐射，到史伯和实生物及孔子和而不同的哲学定位，再到先秦诸子对和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全面拓展和开发，作为中华文化根源性智慧集中体现的和，已成为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和核心价值。

在这里，解决矛盾的手段和目的是统一的。它只是强调，只有通过和的方法，才能化解矛盾和对立，从而达到共生、共存、共赢、共荣的目的。

但最终可归结为如庄子所说的与天和、与人和这两大和谐范畴。这种建立在辩证思维基础上的文化模式，有别于西方强调矛盾和斗争、强调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文化模式。

如果说，大禹治水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夏、商、周三代君臣及先秦诸子共同关注的话题。在史伯看来，和与同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